DARPA的成功是“机缘巧合”吗

作者:黄志澄       发布时间:2016-03-02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计划局(DARPA)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引领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机构,美军几乎所有现代武器系统在很大程度上都离不开DARPA研发的战略前沿技术。因此,世界上多个发达国家正在尝试建立自己的DARPA。在此同时,国际学术界也开始探究DARPA模式。 但是,DARPA的历任局长们,多数并不认为DARPA有固定的模式,而是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项目采用不同的方法。在2008年DARPA成立50周年之际,DARPA对其15位历任局长分别进行了访谈。在访谈中,多位局长都认为DARPA的颠覆性创新,应归功于“机缘巧合”。例如,1988-1989年任DARPA局长雷蒙德·科拉迪说:“机缘巧合起了很大的作用,可能超出大多数人愿意承认的作用。在DARPA这样的组织,关键是由你创造的环境有意或者无意促成了这些机缘巧合。”在1974-1990年在DARPA长期服务并最后担任局长的克雷格·菲尔兹,在谈到互联网的始祖即阿帕网(ArpaNet)时说:“有很多的偶然因素,这些偶然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些项目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永远无法预测。”实际上,阿帕网(ArpaNet)的研究开始就不为DARPA所重点关注。2001-2009年任局长的托尼·特瑟则说:“我坚信说有战略是事后诸葛亮。事后,我能拿出一个实现计划的伟大战略,但是很多时候纯属机缘巧合。不是计划好的,而是随时间演变而成。” DARPA的成功是“机缘巧合”吗?当然不完全是,DARPA成功的背后,有其独特的管理机制和创新文化;但“机缘巧合”或“应运而成”,也并非DARPA局长们的谦虚之词,它在DARPA的成功甚至在所有的颠覆性技术创新中,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是与颠覆性技术创新本身的特性以及科学技术的总体发展规律密切相关的。 首先,颠覆性技术创新是一种“革命性”和“破坏性”的创新,它会打破传统的“游戏规则”,因此,必然会遇到阻力和抵抗,因此,一定会有一个新老更替的过程。同时,颠覆性技术也更是一把“双刃剑”,它对未来的战争既是利刃,也带来许多风险。它们对社会发展是否有负面影响,是否涉及伦理问题,也会长期处于争论之中,如转基因技术如此,人工智能也是如此,从而增加了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复杂程度。 其次,颠覆性技术创新是一种“全链条”创新。其实,克莱顿·克里斯滕森在提出颠覆性技术概念之后,不久就以“颠覆性创新”的概念取代“颠覆性技术”概念,旨在强调技术所带来的“颠覆性效应”,而不是技术本身。也就是从技术到工程,要走完一个“全链条”的转化过程。这个过程一般需要较长的时间,甚至长达几十年,而DARPA只负责技术的技术演示验证(如上世纪70年代研发隐形飞机Haveblue,见上图图1),后期的工程阶段改由军种负责(如后来由美国空军负责研发的隐形飞机F-117,见上图图2)。在技术向工程转化及其实际应用的过程中,也有许多DARPA开发的技术中途夭折或被淘汰。如F-117隐形飞机经过科索沃战场考验后不久就退役了。 再次,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按照钱学森先生的观点,现代的科学技术体系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其中每一个子系统都随时间会发生变化,其发展也并不平衡,何时何种技术会“涌现”出颠覆性效应,是较难预测的。这十分类似于地震现象,虽然地震的发生有其一般规律,但要正确预报何时何地发生何种强度的地震,仍然十分困难。地震如此,颠覆性技术创新也是如此。例如,上世纪60年代,许多科学家都未预料到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计算机微型化,将引领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并给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最后,在进入21世纪后,战略前沿技术从上世纪后40年的活跃期,开始进入一个调整期。随着前一阶段前沿技术的高速发展,发展新的颠覆性技术愈来愈难,基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大停滞”现象。特别在航空航天的推进领域,几十年来,停步不前。如DARPA近50年中,曾多次启动有关超声速燃烧冲压发动机(Scramjet)的研究项目,但至今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成功。若将在21世纪DARPA的成果与上世纪的成果进行比较,不难发现,DARPA项目的成功率明显下降。另一方面,美国的创新的主力开始移向正在创业的中、小企业。这也正是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卡特上任后,就立即访问硅谷,强调美国国防部与硅谷的合作,强调战略前沿技术的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我们可以认真吸取DARPA的经验教训,但不必去复制一个DARPA,实际上也无法复制,这是因为时代不同、国情也不同。对于许多机构发表的颠覆性技术名单,当然可以参考,但它们是否正确还必须事后检验。因此,我国发展颠覆性技术创新,切莫“刻舟求剑”或“缘木求鱼”,关键是要实现政府和市场双轮驱动,建立高效、灵活、宽容失败的管理机制、营造敢于挑战权威、鼓励另辟蹊径、倡导大胆争论、开放协同宽松的科技创新环境。